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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大家 [魏晋南北朝旅游动机研究]

    时间:2019-03-15 02:34:23 来源:starsci文库网 本文已影响 starsci文库网手机站

    相关热词搜索:动机 魏晋南北朝 研究 旅游

      【摘要】在旅游研究中对旅游者出游动机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立足于旅游体验的理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旅游动机进行考察,认为该时期士人的动机主要有三种:逃避现实、遥寄情感与超越自我。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士人;旅游动机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3-0038-01
      若要解释旅游者不辞辛苦出门旅游的原因,必须深入到旅游者的内心世界。这是旅游体验动机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云变幻,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士人在旅游动机的选择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经过对该时期旅游行为的分析,得动机有以下三种:逃避现实、遥寄情感与超越自我。
      1 逃避现实
       旅游是人们逃避现实的世俗生活、获得精神解放与愉悦的重要休闲方式之一。这对魏晋的士人大夫来说,也是如此。现实的黑暗、政治的板荡,使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上进无门,即使是求得仕宦,残酷的现实条件也让他们无法完成自己的抱负与理想。所以,很多人选择逃避官场政治,在高山流水之间清谈、在亭台楼榭之间流连,用出游的形式,在大江南北的山水风光之中忘记现实的痛苦。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阮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滥饮得以避祸;“登临山水,终日忘归”,“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出游得以忘忧。“康(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1]嵇康游于竹林之中,尝百草,采药游山泽,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艳羡的清逸悠闲的游风。名士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山涛等,相约游于竹林之下,遂得“竹林七贤”之美誉;在此其后,“诸名士共至洛水戏”,仿效竹林之士的玄游风尚。[2]士人大夫弘道遇阻,则退之山水。“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郭璞《游仙诗》),成为这个时代士人的共识。
       魏晋南北朝,玄学、道论与佛学的滥觞,不过是士人逃避现实心态的外在反映。士人救世不成,只能在玄而又玄的哲理世界与宗教的庇护下寻找安慰。道不行,则隐于山林之中,遨游天下。旅游成为他们逃避现实、忘却忧愁最好方式之一。
      2 遥寄情感
       离开繁琐的世俗世界,摆脱人际关系的枷锁,寄情山水园林之中,释放压力,寻找情感的慰藉与快乐。这是旅游的内在价值,也是人们之所以克服艰难险阻出门旅游的重要动机。
       嵇康诗《赠秀才入军・十四》:“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写的就是嵇康在旅途之中自在悠游自然山水时,所获得的虚静高洁的情感体验。与友人相聚游于会稽之阴兰亭的王羲之,当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穷极视听之享受,如此的快乐,以至“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兰亭集序》)。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1]。“好山水,爱远游”的宗炳,“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3]。爱山水,爱游乐到如此地步,怎不是发觉了名山大川的自然之美,发现了旅游所带给人的快乐。
      3 超越自我
       魏晋南北朝时期, “和道家的自然美的观念相联系,玄学把对自然山水的亲近、观赏看做实现自由、超脱的人格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纵情山水成为名士们的一种风尚,也是名士需有的一种素养。”[4]也就是说,魏晋六朝时期的名士,通过对山水自然的审美欣赏,完成了对自我超越。当时风行的三大哲学:玄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都是宣扬出世的哲学。所倡导的亦是,老庄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要顺应自然必须舍弃功名利禄的诱惑,跳出荣祸是非的世俗之网,回归大自然。回归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游历获得旅游体验。遂士人争相出游,在山水美景、园林亭榭中熏陶情志,寻找自我生命最初的意义,超越自我。
       据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孙兴公轻视卫军长“神情都不关山水”的行径,认为其有损于名士风流。可见对山水的游赏是评价当时名士风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据《世说新语》载:“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中兴书》曰:承公少诞任不羁,家于会稽,性好山水)。’及求鄞县,遗心细物,纵意游肆,名阜盛川,靡不历览。”[2]游乐于山水之间,成为士人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
      4 小结
       上文列举了魏晋南北朝士人出游的三个动机:逃避现实,遥寄情感,超越自我。旅游动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是旅游者内在的心理因素与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显然,该时期的旅游动机也并不仅限于以上三种。信奉道教的文人学士如葛洪、陶弘景、陆修静等人,渴望在远离世俗世界的深山幽谷之中,寻找“神仙乐园”,追求“长生不死”的虚幻理想;强调佛性即自然的佛教高僧如于法兰、支道林、释慧远之辈,在山水自然之中,寻觅“一切皆空”的佛法感悟。怀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信念的郦道元,亲历目睹天下的山川水系、风物胜迹,而著《水经注》;踏迹览胜的杨�之,游于洛阳,恐后世无传,故撰《洛阳珈蓝记》。郦道元与杨�之等人是游学的代表人物。深受儒家士就应该游列天下思想熏陶,也受司马迁游历天下而作《史记》的影响。通过游历四方,而获得认知性的旅游体验,提高自我。魏晋南北朝士人,躲避在宗教的羽翼之下隐逸山林中也好,为获得知识体验而出游也好,其中或多或少也有期待着在旅游中逃避现实世界、寻找情感寄托与超越自我的色彩。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动机是综合作用的。旅游者出游都有着复杂的旅游动机,并不仅限于一种。
      参考文献
      [1]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 [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3] [梁]沈 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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